迪威娱乐-印尼归侨的印尼梦
2016-11-16

  退休后近几年来,我翻译了一些印尼文的文献。从2013年翻译中国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的四集纪录片《魅力印度尼西亚》(Glamorous Indonesia)的采访录音开始,便似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2015年,为纪念万隆亚非会议60周年,中国对外友协和印尼一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在印尼雅加达和万隆举办了图片展。图片由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提供,其中文说明由我翻译成印尼文和英文。接着是三本印尼文的书:第一本是《萧玉灿——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忠诚建设者》,因原作者萧忠仁修订再版,在早年林六顺先生翻译过的基础上,由香港的印尼归侨张泰泉先生翻译了全新的最后三章,其余的改动则由我全文校译;第二本是萧忠仁编撰的萧玉灿著作《9•30运动和国家罪行》;第三本是印尼优秀企业家的自传《一介布衣凯鲁•丹绒》(Chairul Tanjung Si Anak Singkong)。另外,还翻译了《萧玉灿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若干印尼文文章和诗作。

我回国前

  谁都知道,西加里曼丹的华人基本不说印尼话,印尼文基础很差,即便需要说印尼话,也只说点马来语。六十五年前,我就出生在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市。那里华人居住集中,大都讲潮州话和客家话,在中文学校则规定必须讲“国语”。我们也学印尼文和英文,但教学语言都是用中文。我在坤甸华中的印尼文老师是彭任能和郑武杰,他们教我打下很好的印尼文基础。华人使用印尼语的场合很少,反而是当地的印尼人会说些华语。我学印尼语口语主要是在“回国”之后。在武汉华侨补校,我在归侨堆里还学会了一些爪哇话和雅加达话。后来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工作,更有机会与当地的印尼华人移民用印尼语交流。另外,自己还经常看印尼语的杂志、网站和书籍。这为我的翻译工作打下很好的基础。

  翻译萧玉灿传记的过程还给了我很多启示和教育。萧先生是印尼国籍协商会(BAPERKI)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印尼独立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印尼政界中的华人领军人物。他积极主张印尼华人认印尼为自己的祖国,效忠于印尼,同时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今天看来,这个主张,绝对是跨世纪的远见。

  印尼归侨们没有接受过这个主张。换句话说,当时并不具备印尼华人全面接受萧先生主张的历史条件。

  我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新客”。坤甸的华人很多都是像我一样出生在印尼的第二代华人。我们和祖辈一样,只认“唐山”是自己的故乡。我们向往新中国,读中文书,看中国电影和小说。在我幼稚的心目中,当时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欣欣向荣,是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地方,人人学雷锋,社会风气好,像天堂,令人神往。

  而在印尼,1959年11月颁布的总统第10号条例禁止华人在内陆地区经商,华人受到排挤和歧视。在教育方面,虽然国籍协商会办有共和大学,但我们学的是中文,在印尼仍很难有上大学的机会。总之,在印尼前途渺茫。

  回国,是最好的选择。1964年,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要从印尼的“进步”中文学校中挑选应届初中毕业生“保送回国”,我恰好是坤甸中华中学的初中应届毕业生。

  我当年才13岁,父亲已经去世三年,时任教导主任的哥哥陈浩旋,问我想不想回国,我说:“做梦都想”。就这样,母校把我推荐给中华公会,中华公会再推荐给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总领事苏生给我签发了一纸“归国证明书”,保送我回中国“深造”。为了我的前程,母亲强忍痛苦,让我回国。

  虽是“保送”,我们家没有让国家出钱,花了410元港币给我买了船票。1964年7月5日,我们西加里曼丹的回国人员,乘船前往雅加达。我哥哥送我去。在雅加达篮球总会住了近一个月后,8月5日,我们乘光华轮离开丹绒不绿港。

  光华轮好大,据说有14000多吨。沿着舷梯拾级而上,感觉真高!我一边爬舷梯,一边在庆幸自己“一步登天”,离开那前途未卜的印尼,进入了社会主义。

  当时,我哥哥已经完成送我的任务,回坤甸去了;姐姐虽在雅加达读书,却因为天太晚了不安全,也没有来送我。

  当光华轮徐徐开动时,码头上有军警鸣枪,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船上船下同声高唱《歌唱祖国》的激动人心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在船上,听着音箱里传出的才旦卓玛《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声,看着那些中国来的船员,感觉都是那么亲切。我在全船年纪最小,大家把我当小弟弟看。船上有钢琴,有乒乓球台,伙食也不错。一切都很新鲜,我在船上上窜下跳,根本不想家。

  8月13日,船终于靠了岸,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光华轮,开始了新的生活。

  那天的广州真热,比热带的印尼还热得多。我们下了船后,码头上已经有绿豆汤等着我们。我们学生都被拉到石牌的广州华侨补校的归侨学生接待站。半个月后,被分配到武汉华侨补校。

  当然,现实也常常是不尽如人意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

  去了武汉华侨补校后,我居然一直在湖北住了18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下农村到林彪的家乡黄冈县插队21个月,到黄石市抗菌素厂当了近8年的电工。这期间,我确实吃了许多苦,饿得偷老乡留着做种的南瓜吃,疥疮、疟疾、痢疾等都患过,还差点拉稀丧命。这一切,我都没有、也没法告诉在印尼的亲人。其实那些年印尼也乱透了,9•30运动后,我和印尼都断绝了通信多年。后来才听说,我在印尼的哥哥,坤甸华中的教师陈浩旋,也莫名其妙地被拘留了八个月。

  文革结束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到武汉化工学院自动化专业,成了“老三届”中少数能赶上“末班车”上大学的幸运儿。大学毕业后1982年初分配到北京化工学校教书。1984年因归侨背景调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其中曾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驻纽约总领事馆以及驻悉尼总领事馆做侨务领事。

  半个世纪过去了,“印尼归侨”基本上都退休了,我也退休在北京华文学院——原来的北京华侨补习学校,这里还继续保留了文革前的教学传统,招收许多印尼和其他各国的华裔学生,并实行班主任制度,对这些学生关怀备至,只是改为以华文教学为主。

  在中国,包括香港,印尼归侨们保留着许多印尼的文化和饮食习惯,在英德等印尼归侨比较集中的华侨农场,一个个都有“印尼村”,成了印尼驻华领事们开展对华友好工作的基地。各地的印尼归侨,也都成了印尼驻华使领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重大活动的宾客。他们有什么与印尼有关的重大活动,也邀请印尼的使领馆官员出席。

  印尼归侨们从来就没有停止关注印尼。印尼政治的民主进步,经济的发展,都使我们感到欣慰。印尼的每次社会动乱,都使我们感到痛心。

  我2005年回印尼和坤甸华中的校友们团聚,同学们所称的“祖国”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尽管在新秩序时代这32年中,印尼的华裔曾经生活得很压抑,但印尼终究才是他们能够长久安身立命的地方。

  看到钟万学能胜任雅加达特区首长的职务,并得到民众的支持,我高兴。看到他说话不小心被人抓到把柄,闹起了反对他11•4游行,我为他担心。这次游行虽然在最后演变成骚乱,但究竟规模有限。佐科总统不负众望,以他为首的内阁有能力控制局面。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印尼确实是进步了。

  第三本印尼文书《一介布衣凯鲁•丹绒》的翻译同样是印尼归侨发起的,他便是丹绒先生的CT集团公司在香港的代表公司“健运假日”的老总、印尼归侨黎骞云先生。他把这本书的印尼文版交给了萧玉灿先生的长女、原北京市侨联的干部、现任北京离退休侨务工作者联谊会会长萧群。他们都认为丹绒先生的自传值得翻译。丹绒先生是印尼草根原住民白手起家的成功典范,他的故事对年轻人有启示和激励作用。而且他在成功后努力帮助穷苦人,特别是亚齐海啸的灾民。他和他的夫人安妮塔一起,成立了CT基金会,重点资助教育,帮助辍学的孩子上学。我们应该把丹绒先生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于是由我来着手翻译。

  书翻译出版后,在萧群、黎骞云等印尼归侨的积极推动下,2016年10月27日,凯鲁•丹绒先生一行应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到北京访问。中国对外友协的副会长谢元会见并宴请了凯鲁丹绒先生一行。丹绒先生还参观了北斗航天集团,并在中国对外友协和北大侨联周立平教授安排下,在北京大学演讲。

  在此期间,我有幸零距离接触凯鲁•丹绒先生、他的夫人和随行人员,以及苏更大使。在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们都是虔诚温和的穆斯林,对即将举行的11•4反对钟万学“涉嫌亵渎古兰经”示威游行并不赞成,他们觉得,钟万学的政绩有目共睹,但“嘴”还应该谨慎些才好。

  令人庆幸的是,在印尼,极端的、激进的思潮和打砸抢烧的行为日趋式微。

  丹绒先生在自传中说:“我国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具有这样丰富资源条件的国家,为什么还会这么贫穷?似乎很难探究。”“贫穷是人为的,因为我们的经济结构、政治、社会产生出的富人少而穷人多。”

  丹绒先生在担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期间,召集经济学等各方面专家,发起制定《印尼2030年愿景规划》,憧憬印尼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这是他的印尼梦,也是我们印尼归侨的印尼梦。政治要民主,法制要健全,社会要稳定,经济和教育要发展,这个梦想便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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